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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了山水园林之后,就到沙湾古镇,用心地逛一遍这座岭南文化古镇。走进沙湾古镇区,可以清晰辨析古镇发展的历史脉络,现存的街巷错落纵横,宗祠古屋点缀其间,石阶石巷的古村落格局保存完好,而且还保留了大量明、清、民国时期的古建筑。古镇内还有何炳林院士纪念馆,以及广东音乐纪念馆(三稔厅)和沙湾宗祠文化展览馆(留耕堂)等,展现沙湾的宗族文化、建筑文化、农耕文化、民间文艺。虽然沙湾的名气不比广州市内的景点,但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来这儿感受岭南气息,也是不错的选择。就读四中聚贤中学初二的张煜翔讲述的是十三行商人伍秉鉴的故事。“相比去器物,我觉得讲人物更加生动,所以选择了他。”张煜翔表示,之后如果到十三行博物馆担任志愿讲解员,希望能介绍和生活比较贴近的部分,“比如那个时候家居布置和现在的区别、还有女性的时尚装饰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活动旨在让青少年儿童亲身体验十三行历史文化的魅力,为宣传十三行历史文化培育了新生力量。据悉,广州十三行博物馆成为荔湾区关心下一代教育活动基地以来,致力于向青少年群体宣传十三行历史文化知识、积极组织送展入校活动。博物馆还通过举办非遗体验活动,让青少年领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魅力,让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了解到广府文化的深厚积淀,增强和凝聚文化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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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文书学”研究的是“古文书”。所谓“古”文书,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者而言,“古”文书一般应指1911年清朝灭亡之前的文书。那么什么是“文书”呢?古文书学中的“文书”与过去我们一般泛称的例如“敦煌文书”之类文书并不相同。古文书学中的“文书”有其特定含义。   文书与典籍不同。这种不同不仅在于它是当时处理事务的原始文件,不同于反映个人意志的编纂物,尤为重要的是它根据文书传递对象身份地位的高低,具有上行、平行、下行等各种类型,并因此而有不同格式,同时依时代不同,还具有署名、画指、画押、钤印等显示权力或保证真实性的不同方式。这些格式与署名、画押、钤印等,是文书区别于其他文献的极重要的特征。   考察百越融入“中华一体”的历史进程应当注意以下线索,即江浙地区、岭南地区和云贵高原汉文化的形成过程不同,汉文化的发育、稳固状况亦呈递减态势;福建等地区存在着贾敬颜所谓“同而未化、融而未合,或半同化、半融合的情形”,[4](P198)贵州等地区甚至见有越文化的反弹;在汉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越人“汉化”和汉人“越化”这两条脉络相互交织,而楚、秦、汉三个历史阶段各自发挥着作用。   “北有强胡,南有劲越”,历史上经常胡越对举。“胡人弹骨,越人契臂,中国歃血”③的说法适可以说明中原居民与其北方、南方族群“三足鼎立”“三位一体”的共生并存关系。有关匈奴及其与汉帝国密切互动的论述庶几汗牛充栋,而“百越”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实际上是被低估了。  

 7月18日的音乐会是吕思清和“广青交”首次正式合作,随后他们将共赴日本巡演。“青年乐团的朝气和热情可以为观众带来感染力,从这些年轻人的身上我看到了古典音乐的希望和传承。”吕思清说。对于《梁祝》这部作品,吕思清有些感慨:“从何占豪、陈钢老师把它推出来算起,《梁祝》问世已有60个春秋了。与它的诞生相关的人一个个老去,《梁祝》却依然年轻。《梁祝》是美丽的,又是孤独的。它是与演奏者的心情联系在一起的,它那如泣如诉的美妙旋律已超越了作品本身,成为民族的宝藏。” 

   历史作为对过往的记录和建构,自历史学学科诞生以及职业史家群体出现以后,愈来愈走向书斋而远离大众。近年来,民间写史的发达、历史剧作的热闹、全民读史的浪潮,犹如一面多棱镜,使得职业史家藉此不仅看到了历史学的隐忧,更看到了历史学的机遇,构建包括口述历史在内的中国公共史学学科体系的呼声在这一背景下此起彼伏。   毋庸讳言,国内公共史学的兴起与国外公共史学思潮的东来有关。然而,公共史学在美国和欧洲的兴起,本身就存在多种路径,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这一方面是因为公共史学这一概念本身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与各国的史学传统以及社会历史情境有关。但公共史学显然有其共性,尤其是随着公共史学学科意义的日益凸显,公共史学正在促进历史学实现公众转向,它迫使职业史家思考和面对新媒体时代历史学的走向问题,即历史学如何走向公众?公共史学的关键词是公共,主张在公共场域中共享历史话语权、表达权和解释权,新媒体时代的公共史学应该来自公众、服务公众、公众参与、面向公众。   近代以来中国古史学界发展出若干研究出土或传世文书的新学问,时代涵盖战国秦汉直至明清。虽然这些学问研究的对象多是文书,但却并没有形成和建立起自己的“古文书学”。201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些研究甲骨文金文、秦汉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书、徽州文书的年轻学者倡导下,成立了“古文书研究班”。到2012年,召开了第一届“中国古文书学研讨会”,标志着“中国古文书学”正式成立。“中国古文书学”从成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5年。在5年的实践中,我们对有关“中国古文书学”的成立背景、定义、研究范围、研究方法、性质和特点等逐渐有了一些思考。不过由于“中国古文书学”是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只有在不断实践中,才能更清晰地看到或说明上述问题,因此以下所谈必定十分浅显,属于真正的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对这一新兴学科的重视并开展积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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